作者  唐    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黑河健康码“统一黄码”事件，一经爆出，可谓全国骇然，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利用健康码开展疫情防控是可以这样操作的，这无疑刷新了我们每个人对数字治理的“认知下限”。虽然据媒体报道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积极为居住在外地的人员改码”，但笔者觉得这个事情出现的“标志性意义”还是值得说一说。

从数字政府的发展形势来看，上海“数字化转型”、浙江“数字化改革”以及广东“数字化发展”，在“一件事”办件量、用户活跃数据、亮码次数等海量数据冲击下，我们仿佛已经生活在数字化的“全盛时期”。但，黑河健康码“统一黄码”事件成为了数字化的“逆流”。

健康码“统一黄码”的实质就是在流动的城市数字治理之舟上刻上一道记号，真正的被感染者就是那支“剑”。但最先被捞到的并不是那支“剑”，而是成千上万居住在外地的黑河籍市民。如果先不论“统一黄码”操作的隐性成本与适当性，这背后有两个基本的技术问题：一是从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来看，我国“人户分离”的人口数量已达2.71亿，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高频化、加速化是否被提前考量？二是“统一黄码”的背后是希望通过此手段快速将人员流动固定管控起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变成红码的人员是否及时得到处置和治疗？还是红码也转为黄码进行集中检测？

“主动服务”、“把方便留给群众、把繁琐留给政府”、“有温度的服务”……这些都是近年来我们对数字政府的期许、愿景与目标。数字治理的潜在要求也是希望通过数字技术、平台、数据与算法，来整合与协调社会资源，化解和缓冲社会风险，释放和激发社会活力，找到共建共治共享的最优解。但是，健康码的“统一黄码”其实是将本应该由政府通过数字化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责任重新推向社会。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与拨打市民热线“改码”固然可以作为一种迂回的补充和修复性手段，但其实最终是让公共部门和市民同时承担了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耗损。至此，我们曾经理解的数字政务所谓的“无事不扰”变成了“没事找事”。

笔者观察到，自从国家推动“互联网+政务”与数字政府建设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业界，无论是国家高层还是城市基层，都将数字治理的本质与价值视为“通过数据重塑权力流程，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结合，以创新解决和从容应对城市问题与公众需求”。那么，通过权力之手对健康码的颜色“上下其手”，实则是用权力“重塑”了数据流程，用权力改变了数据流动的规律与航向。

健康码“统一黄码”不得不让人认为，我们处在一个深度折叠的数字时代，本质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数字化世界：一个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将数据作为城市数字化转型动能，不断让城市治理能力跟上数字化步伐的世界。一个是以黑河为代表的将数据作为传统治理思维的点缀，通过“简单易操作”的方式勒紧数字化列车的缰绳，以让它适应吹弹可破、步履蹒跚的城市治理系统。通过将数字治理工具所洋溢出来的创新治理能力与生命力降格到与自身治理习惯和能力相匹配的水准，以达到疫情防控的既定目的，这说明，对于不同城市而言，数字治理实在是“没有作业可抄的”。笔者甚至认为，我们迫在眉睫的不是去推广、复制、宣传城市数字治理的模式与案例，而是设置城市数字治理的“共同底线”。

“统一黄码”让我们看到，“人治转为数治”需要的是经年累月、旷日持久、勠力同心、潜移默化，而“数治转为人治”则只需要点一下鼠标左键。我们一直在谈不要全然相信技术，技术应该为人服务，人通过对智能化服务与治理过程中的参与，以规避算法歧视，提升数字服务的温度……而“统一黄码”让我们看到，人的参与使数字治理在数据规则的平等性之外创造了新的歧视。

健康码本质上是一种数字时代赋能城市韧性治理与弹性服务的解决方案。但，健康码的“统一黄码”则可能是让城市的数字治理患上“数字不治之症”的后果——任何数据都可以根据城市治理的权力意志被肆意干预，而不是从数据映射的真相和意义本身去寻求解决方案。

更彻底地说，健康码的“统一黄码”无异于一种对数字治理初衷的“背叛”，一种对权力任性的“留恋”，对数字形式主义的“复辟”。这必将是健康码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对于所有从事数字治理建设、发展、研究、创新的管理者与工作者而言，荒诞的背后，甚至有点悲伤。而更需要反思的是，当健康码作为以“精准治理”闻名的数字工具退化为只有管理好恶没有治理智慧的“数字之刃”，我们朝思暮想念兹在兹的“数据共享”“上下贯通”还缺了点什么？在高歌猛进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时期，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数字治理的“克制”与“隐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