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务理事会副秘书长、数旗智酷首席评论员   唐    鹏丨作者

李    遇丨编辑

据联合国经社部发布的《2018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报告的主题是：发展电子政务，支持向可持续和弹性社会转型。报告从在线服务、电信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三个维度对193个国家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进行了调查评估。报告数据显示，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为（0.6811），位列第65位，处于全球中上水平，其中在线服务指数为0.8611（人力资本指数：0.4735，通信基础设施指数：0.7088），位列第34位，达到全球领先发展水平。

笔者发现，自2012年始，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全球排名即呈稳中有升的持续上扬态势，2012年名列第78名，2014年名列第70名，2016年名列第63名，2018年名列第65名。而在线服务指数单项排名第34名并非目前中国政府在线服务的最好名次，2016年中国电子政务在线服务指数名列第29位（指数为0.7681），而2018年中国电子政务在线服务指数名列第34位，指数为0.8611。可见中国电子政务在线服务的排名其实出现了略微下降，但整体得分得到了快速提升。

《2018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的背景说明里指出，本次调查进一步使用了自动化工具，“以评估网站在智能手机及其他小屏幕设备上的可获性及呈现效果”。此外，由于ITU对“每100名居民中无线宽带用户数量”的数据收集时断时续，电信基础设施指数 (TCI）的次级指数—“每100名居民中无线宽带用户数量”被“每100名居民中活跃移动宽带用户数量”所取代。由此可见，由于评价维度与指标的改进，得益于移动互联网市场与智能手机的普及，亚洲、大洋洲、非洲等国家地区的在线服务指数得到了整体提升。

中国政府在线服务指数“达到全球领先水平”的背后隐藏了那些值得思考的要点？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

• 思考一：政府在线服务创新是杠杆式创新与生态化创新

为何中国电子政务在移动互联网崛起之前一直处于沉寂状态？从“一张网”、“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到“一网通办”，从审批服务便民化到营商环境优化，政府在线服务创新的背后有极强的杠杆效应。通过最初期的“一张网”，政务服务事项上网不仅可以吸引和调动公众办事需求，同时还可以倒逼政府机构对服务内容和流程的优化。此外，在PC时代诞生了诸多CMS、CRM、网络安全、技术监测厂商，为何这些企业最终只是单一化的技术提供商，而非服务运营商？因为本阶段的技术厂商更关注的是系统承建，而非可持续的运营服务，它们更多的是对甲方——政府机构负责，而非对最终用户负责。而在CMS时代，用户基本还不具备参与政府在线服务平台运营的能力与机会。

移动互联时代的来临使平台服务商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用户在设备、网络、平台等方面拥有了从未有过的自主权，平台通过把握用户痛点、构建多边利益体，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政务服务生态，并通过众包、众筹的模式实现内生化创新、自愈式治理体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2018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公共缴费服务、弱势群体服务、企业开办服务等取得了巨大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代表了全球政务服务与政府治理的风向标。

• 思考二：数字经济崛起是数字政府创新的基石

是否在某一领域拥有一家互联网平台或数字经济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已经成为数字化转型时期国家在网络空间治理话语权与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象征。所以被youtube、Facebook、WhatsApp等长驱直入的印度空有极具潜力的用户红利，使得其目前不得不对各互联网平台的“数据殖民主义”越来越戒备与警惕。作为在全球市值前20家互联网公司中占据9席的中国（玛丽米克《2018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数字经济的发展无疑为数字政府创新提供了丰沛的技术基础与精神资源。所以才会有“电子政务应该向电子商务学习”的行业呼声。

在2016年出版的《互联网+政务：从施政工具到治理赋能》一书中，笔者就曾指出，微信、支付宝等社会化平台所发挥的职能和价值在中国电子政务发展进程里被遮蔽和严重低估了。诞生于美洲的Facebook、Twitter、WhatsApp等在全球市场取得了海量的用户支持，但并未在在线服务领域输出更多的价值，反而成为被指责干扰和影响政治选举的“帮凶”。而非洲、大洋洲地区还远不具备诞生和成长壮大的社会化平台的土壤，数字经济的发展氛围与基础也相对滞后，还处于跟随者梯队。唯独只有中国，逐渐形成梯队化发展的社会化平台（社交、生活、电商、金融等）已经成长为民生服务的超级平台，成为一种社会治理与民生服务的基础设施。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如微信的小程序、阿里的城市大脑、百度的熊掌号等等，都在成为数字政府的创新平台。数字经济是数字政府创新的基石，而数字政府是数字经济创新的实验场。

• 思考三：数字政府下的权力由“资源属性”转向“服务属性”

数字化转型的深入使政府组织开始由“管制型政府模式”向“解制型政府模式”，数字化对治理手段的强化与服务模式的软化是同时进行的，更多的组织灵活性与服务创造性将随之诞生，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以及由管理主导走向服务主导的政府形象逐渐深入人心。权力由一种在传统视野下被定价寻租的“资源”蜕变成一种由数据驱动的“服务”，由此而来，中介机构、“首席服务官”等逐渐成为数字政府生态的重要角色。

2018年报告的主题是“发展电子政务，支持向可持续和弹性社会转型”，在电子政务、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我们如何理解“弹性社会”？首先应该具备数字普惠性，让每一个公民都具有登陆政务服务平台、享用数字政府服务的权利，这里不应该存在“数据歧视”；其次应该具备数字包容性，不仅是对弱势群体，以及对办事流程不熟悉的用户提供引导服务、“首席服务官”服务等；再次需要有“第三种解决方案”，比如葡萄牙“以公民点对抗数字鸿沟”，对那些不适应在线环境的人提供公共行政与私营部门相关服务的帮助台，由受过专门服务的公务员或私人服务人员提供面对面支持，指导公民获得在线服务。这种以保证社会公平为基础的“数字援助”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持续存在，特别是对老龄化正在降临的中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