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竞速：上海的焦虑与破局

数旗智酷数字政府实验室丨作者

本文关键词

营商环境优化、政务服务品牌、数据流、城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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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的“2.0版”伴随春节后工作首日而来。媒体报道称，上海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实施计划很快就会出台。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指出：对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要赢得城市发展的主动，不可能简单依靠优惠政策的比拼，更不可能靠低要素成本来竞争，唯有优化营商环境才是最持久、最强劲的制胜之道。因而，优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李强强调，优化营商环境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的先手棋，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内在需要，更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一招。并特别指出，要实现面向企业和市民的所有政务服务“进一网、能通办”，让所有企业、全体市民通过“一网通办”有更大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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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所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为改革而培训》中显示，中国的排名又由2018年的第78位，上升至第46位，提升了32个名次。在全球161个国家对比当中，中国首次进入到了前50名。《报告》中所进行衡量的是在开办企业当中，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信贷、电力、纳税、贸易、执行合同或者办理破产等方面的效率及便利化水平。中国营商环境排名的极大提升自然与放管服改革推进分不开，而“营商环境”一词在一夜之间被各级政府列入工作议程，且2019年开年上班即有多个省级政府提出新年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和举措，值得深思。

“优化营商环境”如何从一个行业性话题成为一个公众话题和社会性话题？数旗智酷认为有三点值得重视：

首先，数字经济崛起、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黑天鹅事件的出现，导致全球化经济秩序正在面临重建，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国家间竞争吸引全球创新人才与资本的基本诚意与基础设施；其次，经济下行的阴霾未散，产业转型的前途不明，依靠传统的土地、资源和政策来激活经济发展的手段已不具备吸引力，从“管理者”转身为“服务者”是新时代政府提升营商环境必须适应的新角色；再次，平台与数据对组织形态的冲击，以及新工种、新职业、新岗位的不断浮现，微型企业甚至单人公司渐趋流行，人的能力被释放，社会个体创业的意愿以及能动性空前提高，营商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城市活力与公众生活预期。

因此，数旗智酷认为，营商环境优化是关乎城市命运未来，能够更好地包容和容纳年轻人、创业者与新业态的城市，将更具有创造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创新潜力；营商环境优化是关乎市民福祉的基础设施，城市的营商环境质量最终将反映在每一个市民的生活质量上；营商环境优化是体现政务服务水平的风向标，政府的改革勇气与创新能力将决定营商环境博弈战的胜负。

数据时代如何优化城市营商环境？

首先需要提高城市“智商”。需要利用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完善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部件的智能化程度，打造敏锐、迅捷的感知网络体系，真正使城市管理者的触觉能够伸向城市的各个角落，使每一个市民的日常生活受惠。

其次需要提高城市“情商”。依靠低要素、优惠政策、资源的招商比拼，可能让城市进入“双输”的“军备竞赛”，是对城市的发展潜力透支，企业最终也无法长期受益。需打造城市的软服务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体系，建立公正透明的政务文化，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数据时代需要新的“城市英雄”。

再次需要提高城市“数商”。物流、人才流、资金流曾经是驱动工业时代城市发展的三驾马车，如今“数据流”将成为城市是否获得发展先机与竞争优势的前提条件。城市正在变成一个以地理符号、文化符号与数据机体三者合一的“城市极体”，数据流不仅是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同时也是创新城市治理与服务范式的驱动力。

GDP排名全球前十的上海何以焦虑？

作为2018年GDP位居中国城市第一位、亚洲城市第二位、世界城市第六位的上海，作为在微信朋友圈时常以虹桥交通枢纽“俯视”北京南站的城市规划与管理代表作，作为以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为发展愿景的上海，何以焦虑？数旗智酷认为：

首先是“互联网焦虑”。迄今为止，直到摩拜单车被美团收购，上海还未破除互联网企业被卖的魔咒。多年前，那些耳熟能详的起家于上海的互联网公司，易趣网、易迅网、1号店、携程、土豆、大众点评、盛大、安居客在各自领域也是盛极一时，终究都走上了被收购的道路。“上海为何出不了阿里巴巴”言犹在耳，进入互联网的下半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刚刚落幕，宝山的“无人驾驶示范区”刚刚迎来百度，特斯拉刚刚在上海建厂……这一局，上海准备好了么？

其次是“人才焦虑”。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官网发布的《2018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中提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只需符合基本申报条件，不需要参与评分，就可直接落户。当一座一线城市也加入了“抢人”的行列，与三四线城市“同场竞技”，焦虑几乎是溢于言表。

再次是“被边缘化的焦虑”。当北京中关村作为“双创”发祥地独领风骚，杭州作为“阿里之城”一路疾行的时候，上海从被杭州、无锡过去冠以“环上海××小时生活圈”为荣到如今被群嘲为“环杭州城市”，由此不得不以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重新找回中心城市的存在感，背后都是拒绝“被边缘化”的焦虑。

此外，从自贸区新片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全球科创中心、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博会、科创板……等一连串的政策、活动与国家战略背后，反映的是：上海需要新的城市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调研时指出，“上海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作为在工业时代引领城市文明、代表都市生活标准的超大型城市，上海在“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新语境下，不仅需要继续成为一座“讲规则”的城市，还需要成为一座为城市新物种建立新规则的城市，并承担着为超大城市发展示范的历史责任。

上海如何破局？

□ 构建海派特征的政务服务品牌

相比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广东省的“数字政府”，上海的政务服务仍需着力提升战略设计与品牌塑造能力，需打造植根于上海本土特色的市民需求与企业需求的海派政务服务品牌。而数字时代的政务服务品牌塑造已经不能简单用“宣传”来概括，作为一种服务高效触达策略，政务服务品牌塑造对公众获得感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服务。从城市发展阶段与治理水平而言，上海比全国所有城市都具有对标国际领先政务服务水平的基础，比如日本将政务服务办事点设置在上班族必经之路的市中心区域，以实现办事便利化；美国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利用邮政提供相关政务办事服务；台湾通过在7-11设置自助办理机提供相关便民服务。

春节期间上海市徐汇区采用“分布式服务”分发模式将政务服务中心的服务能力通过办理点与自助设备输出到园区、商圈即是很好的尝试，也是未来打造“家门口的政府”的趋势。相比新加坡的“法治优先模式”、香港的“国际化优先模式”以及深圳的“效率优先模式”，上海营商环境优化需要探索符合自身特征的道路。

□ 打造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流”枢纽

除了人才流、物流、资金流，决胜未来城市竞争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还必须包括“数据流”，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在北京、杭州、贵阳等城市窥见端倪，北京从PC时代的百度、新浪到移动时代的京东、滴滴，几乎都把握住了数据流的制高点，杭州则依托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天猫以及蚂蚁金服占据了全球商业数据流的制高点，贵阳通过大数据战略正在依托苹果icloud、货车帮、运满满等打造新的数据流枢纽。

目前，上海在“数据流”枢纽的孵化与培育上还不具备能与这座城市相匹配的平台，我们看到上海已经开始聚焦“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品牌的打造，而这一切都应该是基于数据流枢纽的建设。进入互联网的下半场，低维的线上竞争已经基本结束，多维的互联网与线下产业结合的模式将是发展重心。对于上海而言，能否在制造、金融和文化领域打造全球顶级的“数据流”枢纽，这可能关乎这座城市的未来。

□ 重新定义超级城市的“城市权”

城市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现代法国辩证法之父”列斐伏尔1967年提出了“城市权”一词，也被译为“市民权”，涵盖了一个人进入城市、居住在城市、参与城市生活、平等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权利。数据时代的“城市”正在被重新定义，作为地理符号、文化符号与数据机体的城市，人进入城市、参与城市以及塑造城市的方式均发生了改变，这让人想起之前媒体报道的一个新闻，一个硅谷的工程师为了减轻工作负担将自己的工作通过网络外包给中国北方某小城的工程师，用了一小部分费用通过他人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举例这个新闻只是想说明：数字社会化与社会数字化螺旋发展趋势下的人，进入、参与、塑造一座城市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不通过“进城务工”的流动方式，在线协作也可完成一个“新市民”的发展。但要成为一座城市的“数字市民”，城市必然要成为一个平台，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支撑。作为市场主体进入一座城市，需要更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效率，需要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与市场规则，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产业更新速度、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变革越来越快，能否为新业态发展营造具有包容性、创新性的发展空间与秩序将成为城市营商环境优化的重中之重，成为一座“创业友好型城市”应该是营商环境优化的题中之义。（完）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