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治理视野下的数字政府三种掣肘与思考

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张凯丨作者

李遇丨编辑

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入与新技术的不断演进，从互联网+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到当前如火如荼的数字政府改革，其核心依然在于希望不断提升政府行政效率。

对政府行政管理者而言，行政的服务属性在近几年发展中异常快速的成长，大厅受理、综合受理、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等百花齐放，新技术的助力，也或多或少提升了政府的协同性。

例如统一OA、统一数据标准、统一监管等，均从不同的角度，让政府内部的玻璃门逐渐溶解。

这期间，一方面是行政主管方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并通过行政力量进行了强力的推动；另一方面，基于各种诉求的群体，虽然长期目标不同，但因当下路径的趋近，也形成了强大的助力与推动。

抛去市场化因素，当前数字政府蓬勃发展之下，已可预见面临更深层的问题。

其一，事权数字化运营水平相对较低。

纵观全国，乃至国外地区，虽然中国近十年互联网应用技术不断发展，但因为渠道、方式、技术的差异，因此在数字标准化方面仍需较大努力。当前各地方虽然确立了以事项为轴的梳理——公示——执行——监管体系，但从数字标准化管理方面，基本都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管理制度，导致当前事权运行与支撑，只能凭借高昂的资金或人力资源支撑。

例如，目前仅要求各网同源，从名称（最多实施编码）和指南要素上实现多源统一，但申请材料目录编码、标准证照目录编码分头行进，与事项并未形成稳定但松耦合的衔接，因此事项每次调整变化，都意味着后向支撑系统（预约、网申、审批、制证、过程数据监管等）全部进行调整，需要各级政府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与资金支持。

与此对应的案例，GIS地图，通过对地图各类元素的精细化定义和唯一编码化，后续应用过程中，通过直接按规则获取并标定的方式，即满足后向应用系统的快速应用，有能与GIS实现双向更新。如“四标四识”、“多规合一”、“工程建设多图联审”等。

对照此类领域性应用，从政府行政层面出发，事权的数字化运营应当更早、更深入的确定更精细的数字化规则，以此驱动后向各类行政行为的链条化和数字化。

其二，规则行为数字化尚有待深入建设。

数字化，并不仅仅是将各类数据共享汇聚，而是政府行政各层面的名称、定义、属性，以及行为本身的数字化，但数字间的关联关系，也就是行政规则的实际行为，尚未被有效的记录和利用。

例如从某种意义上，政府工作人员已经被数字化，发改委市场处副处长A，电话81XXXX，其在统一OA上，已经成为了一段数字代码，虽然有组织机构，但A在行政行为过程中的沟通、协调、组织等大量规则与联系性动作，只成为了OA上的一些请示和批示，或者沟通记录。

对此的应用案例，淘宝交易过程中，销售客服的促销行为、买家询价与收藏与下单等关键交易动作、成交记录，以及商品动销情况均进行了关联，在分析规律并形成新的商业模型后，已成为其销售平台（魔方、千牛）的最大价值点，其内在为基于淘宝市场的销售行为规则模型化与数字化，政府行政虽然与商业相差千里，但由于当前行为单位主要是自然人，因此从基础行为模型、规律方面基本驱动，此种方式，已可将大量的分析性日报、月报等内容，直接通过数字化结果呈现，一方面提升了管理者对执行者行为的了解与掌控，另一方面也能有效将执行者的行为工作成效显现，实现双重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