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    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电子政务理事会副秘书长

来源  数旗智酷数字政府实验室

2021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数字政府、政务数据、互联网+监管、跨省通办、智能化服务、市域治理等方面均有着墨,作为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如何理解和看待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数字政府与治理创新方面的部署与设计?数旗智酷主要针对以下报告要点进行了解读——(涉及十四五规划与2035远景目标部分暂未纳入)

 


把有效监管作为简政放权的必要保障,全面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对取消或下放审批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分级分类监管政策,健全跨部门综合监管制度,大力推行 “互联网+监管”,提升监管能力,加大失信惩处力度,以公正监管促进优胜劣汰。

——2021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解    读:“互联网+”驱动的政务创新与改革正在由“大开”走向“大合”,在简政放权的“放得开”和“接得住”之间,是“互联网+监管”的方法、能力、系统、工具等是否能够承载政府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价值要求。报告中提出的“有效监管”,必然是新基建支撑、制度创新加持、数字生态赋能的监管创新,而非“一刀切”的、滥竽充数的监管。“有效监管”是否真正“有效”,决定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第二曲线”是否可以持续释放更大的改革创新红利。“互联网+监管”当前面临的不是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以监管存量市场的业态与主体,面对数字经济的繁荣与崛起,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如何通过数据与智能创新监管模式和手段,以应对新经济市场不断涌现的“新物种”,如微商、共享服务、长租公寓、数字人民币等。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推动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企业和群众经常办理的事项,今年要基本实现 “跨省通办”。

——2021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解    读:通过政务数据共享应用来提升数字政务服务创新质量与体验水平,应是当前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举措。而电子证照数据的共享与互认,则是政务数据共享的重中之重。如果将一网通办从实现难易程度划分为三个阶段,那么以身份认证为核心的账户统一是第一阶段,以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等为核心的共享调用则为第二阶段,比如深圳南山率先试点的电子印章应用;以电子材料共享调用为核心则为第三阶段,比如上海市公安局推出的统一照片库,用于驾驶证、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各类需采集持证人头像照片的证件业务,相关照片也可供全市各政府部门在政务服务过程中调用。因此,“非重复、可选择”或将成为下一步减材料、减跑动次数的政务服务优化创新重心。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目前为止“政务云”在数字政务服务旅程中离公众最近的一刻。
“跨省通办”是填平数字鸿沟、创新服务输出、治理能力协同的重要方式。目前,在人口流动、产业协同方面具有纽带关系的省市按照国家要求率先开展了高频事项的跨省通办。跨省通办,但正在呈现出“差序格局”,比如福建与江西、广东与贵州、湖南等地的合作则相较于其他地区更为频繁与迅速。平台与数据在跨省通办过程中更多的价值是实现资源、能力的调节,对政务服务资源进行高效配置,从而实现对区域、城乡、产业、人才等协调发展提供支撑。“一网通办”包括流程上的一体化办理与空间上的在线化办理,“跨省通办”则意味着打破行政桎梏、区位边界与改革瓶颈,真正打通迈向“整体政府”之路。

推进智能化服务要适应老年人需求,并做到不让智能工具给老年人日常生活造成障碍。

——2021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解    读:智能化适老服务服务是2020年的热点。数字化现实下如何善待老年人以规避“数字弃民”与“数字乞丐”的出现,从过去一年的媒体报道来看,无论是健康码对老年人的忽视、数字化在线服务对老年人的排斥以及银行缴费服务对老年人的漠视,暴露问题的同时也提升了老龄化应对议程的社会关切程度。要做到“智能化服务适应老年人需求,智能工具不对老年人日常生活产生障碍”,需要从应用功能的“无障碍”设计到服务内容与体验的“无差别”供给,这不只是增加一个关怀通道,而是作为一个已经日趋主流化的群体,开展跨年龄界别的普适性服务设计,以避免被排斥在数字红利之外。只有当老龄群体在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中成为一个“非定制化”、“非特殊对待”的智能化服务对象,他们在数字社会进程的角色、地位和权利才可能被真正确立。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健全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2021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解    读:疫情影响下的社会治理越来越受到关注,以数据驱动、数字赋能的“全域治理”、“整体智治”等理念,成为市域、省域数字治理的重要方向。去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及了“乡村治理”,而对于复杂中国而言,“城乡关系”始终是社会治理视域内无法绕过的核心话题。今年两会报告除了提出“城乡社区治理”之外,还首次提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可视为对城市化发展现实与城市型社会崛起的基本回应。毫无疑问,无论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还是城市治理现代化,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对于一个城市化仍然处于高速增长而城市化问题日趋复杂的当今中国而言,从此前关注智慧城市如何解决交通、环保等城市病问题,到现今关注城市数字化转型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维护数字公平以及正确处理城市服务与市民隐私的关系,城市化面临的问题充满了时代感与高度复杂性。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地方推进来看,以政法委、应急管理等部门牵头,保障城市安全与防范事故风险仍然是核心议题。
提到“市域社会治理”,让人想起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城市管理的最小单元”,何谓“最小单元”?之前一直强调是“社区”(2018年以前),现在上海某区说是单幢“楼房”(如静安区),杭州某区说是“家庭”(如富阳区“家和码”)……从笔者看来,无论是楼房还是家庭,所谓的“城市管理最小单元”的本质——是城市管理部门想用、可用和能用数字技术、平台与工具触达和控制的那一部分,这里的“最小单元”其实只是一种数字技术对城市运行管理干预能力、操控程度的象征,而真正的“最小单元”或许应该是根据市民自身需求、舒适度、忍耐度以及不同场景而定义。“城市管理的最小单元”应该不仅仅是以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的管理半径与感知维度为核心,而更应该以市民对数字治理的体验度、接受度为标尺。“最小”是一种上帝视角的理性概念,而“最合适”是一种平民视角的感性体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