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数字治理发展态势正在经历着艰难而果断的转变，从迷恋技术的红利到关注制度的调适，从偏爱于数字空间的抽象景观到聚焦现实世界的具体问题，从自豪于数据资源的体量到关注一个社区究竟住了多少人……这种转变的发生主要来自新冠肺炎疫情对城市治理决策与行为的深远影响：一是数据、平台与算法在城市疫情防控中的积极干预，使以健康码、通信行程卡为代表的应用在城市治理流程中的部署，数据驱动城市顶层决策到基层执行的模式创新与体验创新，加速了城市治理不可逆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进程；二是数字治理工具、系统和平台在疫情防控中泥沙俱下的应用推进，所产生的不符合城市运行规律与社会道德伦理的现象出现，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数字技术与城市、组织、市民的关系，而非在“技术垄断”的语境中随波逐流地服从于数字技术的设计与规训。

从十四五规划纲要可以看出，其对城市治理的要求是推动城市治理的资源、能力和工具下沉到街道和社区。从当前城市数字治理的发展现状则可发现，诸多城市和城区都不再试图以耳目一新的数字治理战略目标与顶层设计来实现“宏观的超越”，诸多头部城市和城区都开始专注于一街一区在治理成效与公众口碑上的“微观的胜利”。或者说，作为每一位市民理解城市与自身关系的起点——社区——在疫情中的“失守”为新形势下的城市数字治理发展提供了一面镜子。

后疫情时代的数字治理，除了革除数字抗疫期间治理思维与手段的积弊，同时还要面对以ChatGPT为代表的AI大模型“来势汹汹”的智能恐慌。而当个别城市因为疫情冲击导致城市治理成效被多番“打脸”而失去锐意创新的后劲时，偏安一隅的厦门市思明区似乎“不蔓不枝”地摸索出一条符合自身禀赋的数字治理发展道路。“智慧思明”之所以被称之为“样本”而非模式，是因为它并非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或者拷贝一套数字化软件就可以实现的数字治理模板，它所呈现的是一个100万人口、84平方公里土地、98个社区与2500亿GDP的现代城区应该如何建构自身的数字治理框架与路径。

01.远看是数字化的“巧”，近观是精细化的“拙”

智慧思明“一网统管”模式给人的第一个观感是：数字化的“巧”与精细化的“拙”融合互动。所谓“巧”，并非讨巧，而是洞悉了城市运行细节之后利用数字技术针对性改造与赋能的敏捷；所谓“拙”也并非笨拙，而是隐藏在数字平台与数据流动背后的一种轻易不予示人或平常不易感知到的“大巧若拙”，即制度、团队和资源的协同。

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指出，在政府自身建设与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如果只关注“从线下到线上”，就有可能将一个改革和职能转变没有到位的政府移至线上，并不一定符合政府自身改革的要求，违背了改革更高阶的任务。以“数字化创新”替代改革本身进行所谓“改革了形式，保留了内容”的“假改革”与“伪创新”，这是城市数字治理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创新亮点”争奇斗艳，而一遇到洪水、火灾、食品安全以及应急事件就骤然失灵的背后原因。这种现象的背后即是过度迷恋数字化的“巧”，而忽视精细化的“拙”——对于城市数字治理而言，没有“笨功夫”，很难有“真功夫”。

一网统管平台

从城市一网统管的成效来看，智慧思明的“拙”则体现在于，通过“一中心、一机制、一平台、一队伍”的“四个一”建设体系的打造，打通了居民、社区、运管中心、部门、物业、城市治理服务队伍、公服企业等多角色的任务链条，实现了城市治理“大动脉”到“毛细血管”的畅通。其次是在运营管理方面，初步实现“五应”运营管理模式，即事部件采集“应采尽采”、处置单位“应接尽接”、运管中心“应派尽派”，推动处置单位“应处尽处”，数据赋能监督单位“应督尽督”。这种模式的背后是一支城市治理服务队伍的执行力，只有当线下的执行队伍不缺位，线上的数字赋能的“能”才能真正转化为城市发展的“能”。通过对城市治理事件、场景、空间的梳理，智慧思明城市治理服务队伍已覆盖思明区10个街道98个社区，2022年9月份至今，队伍共采集事件达35万件，队伍自处置率近40%，平台智能派发率超50%，日常采集任务涵盖公共区域巡查、门前三包巡查、卫生巡查、危房巡查、防讯巡查等14项。

所谓“小队伍”做活城市治理“大文章”，“小切口”撬动“大场景”，当机制、平台、队伍悉数到位的时候，数字化自然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杠杆，将一件件城市治理的小事“集腋成裘”涌现为城市面貌、品牌以及发展能级的跃迁。这是智慧思明“一网统管”模式之所以被其他城市/城区“仿而不像”、“形似而神离”的原因。

02.表象是数字治理创新，内核是数字生态营造

自数字政府建设与城市数字化转型发展伊始，数字治理的“ROI问题”就一直备受诟病，如何将一个城市运行的“成本中心”转变为一个像地产一样的“利润中心”，这不仅是所有城市政府感兴趣的话题，同时也是智慧城市的部分价值被解读为“智慧地产”的因缘。就算“新型基础设施”正在取代“铁公基”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石，而这种拷问也并未得到缓解和释怀。

究其原因，数字治理的投入并非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远可以看韩国首尔，通过“全球数字首尔”的战略推动城市治理能级快速提升，近则可以看贵州贵阳，通过大数据战略将一个西部城市拉升到“全球大数据之都”的城市品牌量级。数字治理并不直接带来经济效益上的产出，数字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城市政府的责任，而因为数字公共产品的用户体验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与附加的公众口碑，所呈现的是数字治理能力所支撑的城市未来发展信心，这种信心在深圳、杭州等城市均可以清晰感知，这对于数字经济产业链的持续引进和落地将产生重要的牵引作用。

思明招商智能选址系统

一方面，智慧思明通过对政策的存量优化与增量创新，着力推进企业对惠企政策的获取能力与应用能力，通过申报流程和体验优化，实现惠企政策申报的提速增效，一键申报、一键兑付。以《科信局软九条的增产奖励、增速奖励》政策为例，平台上线后增加了政策联动功能，将增产奖励、增速奖励作为联动政策，支持同步申报。原先企业申报增产奖励、增速奖励需要准备10份材料，现企业通过平台仅需在线填报1份表单，一键申报2项政策，帮助企业便捷高效且最大限度的享受政策红利。

另一方面，通过对思明招商资源的多维数据建模，将原来的“看图说话”式招商，逐步转变为数据要素驱动的智能招商，不仅关注招商对象的入驻，更关注如何通过数据更好地优化“招后服务”，利用数据模拟和推演来发掘企业的发展痛点，从而反哺政策创新设计与制定。从思明当前的产业发展格局来看，覆盖了人工智能、软信产业、数字游戏等领域的优势企业，不仅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城市竞争对弈者，也成为城市持续推动数字治理创新的后劲。

《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数字政府的角色和价值地位是助推数字经济和营造数字生态。数字治理的推进实质是重构城市发展的核心能力，通过基于社会治理需求的数字化能力建设，不仅是为城市运行问题的破解创造一种数字化解决路径，同时也将为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数字化企业提供一种天然的试错与实验场景。比如citymart就曾通过全球化的城市数字化解决方案公开征集吸聚了一大批数字化创新公司。从这一点来看，智慧思明的未来仍有潜力可挖。数据要素如何成为数字经济生态营造的“磁铁”与推动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杠杆，如何通过政务数据、公共数据与商业数据的融合，创新城市更多的应用场景，为未来城市争取未来机遇，这是未来智慧思明需要回答的问题。

03.数字治理的终极境界：从“靓招”到“无招”

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现状来看，数字化在抵御城市运行风险的确呈现了事半功倍的效应，但同时衍生和加剧新的风险，产生了无以复加的后果，这一点在数字抗疫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正在一个急剧变化的风险社会，城市治理的不确定性需要的是“见招拆招”，因为未来从不会按照计划来临。

而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技术崇拜的城市则会条件反射地使出一些“怪招”，比如将健康码“变异”为测量市民的文明程度的“文明码”，也有以数字化之名“反数字化”的城市使出了“昏招”，比如将“红码”的应用范围拓宽出疫情防控领域而服务其他目的。此外，也有城市试图通过数字化的“捷径”实现“一招鲜吃遍天”的数字治理效果，比如依托一个App或小程序来解决所有问题，或将一个数字治理场景的方法论套用到所有领域。而现实是，城市的复杂性根本不可能兼容智力和行动上的懒惰，城市的公共性也不容许商业化的“用户思维”而导致弱势群体被抛弃。数字治理需要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坚持和长期主义的韧性。

智慧近邻平台

当城市数字治理能力下沉到街道社区的时候，需要首先恪守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人非数据”，每一个数据都是有温度的生命。智慧思明打造的“智慧近邻”场景正是基于这种价值观之上，在都市社会重建了来自乡土社会的邻里互助秩序与朴素的道德伦理，利用数据驱动的治理服务秩序重构，软化了城市水泥森林中的人情冷漠与隔阂。除了通过卫健、民政和公安三部门数据融合治理后形成区级死亡人口库，从而实现高效核查，助力高龄补贴精准发放，“智慧近邻”还建立了“社区人才库”，构筑“近邻党建＋线上治理＋线下服务”的立体治理模式，实现以基层“自治+智治”为特征的社区“内循环”。2023年莲兴社区就通过“智慧近邻”平台“社区人才库”的建设，成功邀约具有专业知识与公益情怀的法官加入，通过认领“智慧近邻”的法律援助岗位，积极帮助居民开展调解工作，化解居民矛盾。这种将个人专业能力与社区需求绑定的公益互助方式，通过个人“认领”的方式介入社区服务，不仅体现了互联网思维的扩散影响——将集体的社群归属感转化为个体的自主公益行动力，其背后也是社区数字治理的一种新动向。

如果以“智慧近邻”作为观察对象，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数字治理的终极境界不再是用眼花缭乱的技术拼盘攒出所谓的“高招”或“靓招”，而是俯身于基层社区的运行细节，在技术、机制与市民的价值博弈之间逐步找到符合数字时代社区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而这背后的底色则是“无招胜有招”。

“智慧近邻”的真正价值与意义在哪里？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小单位，不仅是城市基层政治的发展起点，同时也是作为市民的肉身与希望的安放之所。纵览近四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从“村落人”到“社区人”的城市化转变，最核心的变化在于从依附于土地、邻居与部落化，到依附于能力、关系与社群化的个人价值实现模式的转换，“智慧邻里”将被城市化进程打碎的社区关系利用数字化进行了重新编织，形成了一种以社区共同发展需求为目标的组织形式——既有别于鸡犬相逢的乡土社会，也有异于“隔壁邻居老死不相往来”的城市社会，这不仅将推动社区治理与服务能力的提升，同时也将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公民意识的建立。如果说“智慧近邻”尚有需要面对的挑战，那应该就是如何在数据、平台和算法的驱动下，找到城市社区的温情与现代社会的隐私两者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