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鹏 数旗智酷创始人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小单位，是一个“城市烟火气”的重要发生场域，是民生民情民意微观运行的重要承载对象。所谓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终点即在社区。疫情蔓延期间的社区治理就像一个“盲盒”，又像一只“薛定鄂的猫”——永远测不准一个小区住了多少人。智能技术应用的炫目与城市疫情防控的拉胯对数字治理的价值形成了巨大的讽刺，这不仅意味着原来的城市网格体系存在亟需改善的空间，也让以“平战结合”为应用核心的数字治理框架受到空前重视。智慧思明打造的“智慧近邻”应用场景，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疫情期间社区治理存在的缺憾与不足，回应了未来数字治理的发展方向与趋势，同时体现了植根于思明本地的区域属性。

通过党建、社区居民、物业公司等多个主体的参与及数据融合共享体系建设，“智慧近邻”通过不断探索和调适，逐步形成了一种具有地域特色和治理风格的“自组织治理”的思明方法。如果从我国数字治理的发展实况与态势来看，“智慧近邻”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智慧近邻”平台

01.在线、在场到在地的数字治理路径演化

从数字技术介入城市治理的深度与特征来看，基本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其一是“在线”，强调与城市运行有关的人、企、房、物、事、权、空间等实现虚实映射，“智慧近邻”所构建的网格图上线、网格员在线与网格事连线，其本质就是城市数字治理的第一阶段；

其二是“在场”，强调的是针对某一个特定事件、场景可实现多元主体参与、虚实融合且具备数字空间活动连续性的共同协作，比如“智慧近邻”可针对城市日常运行过程中的公众服务需求，通过市民自主发起，推动管理部门、巡查队伍、公众等共同参与，并实现闭环的工作流程。

其三是“在地”，何谓数字治理的“在地性”？即城市数字治理不再是依靠平台与工具的规范化、标准化服务的代名词，也不是抹掉地域性格和族群棱角的铡刀。对于城市而言，数字治理可能尚显得抽象与宏大，而对于一个城市或社区而言，数字治理将具体到每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数字治理的过程与内容将逐渐渗入当时当地的人们的口音、语言、社区共识、行为习惯、道德伦理等元素，一种新的民俗与习性将因为数字治理的渗透而逐渐生长。

对于思明而言，这种数字治理的“在地性”还体现在以数据共享与系统整合来推基层自治。不只是整合跨部门的数据与系统，而是以城市治理需求与公众服务诉求为核心的整合，比如通过将区内物联网设施、物业公司自有平台进行整合，实现对社区治理与服务的微观化监管。此外，还通过推广业主大会的电子投票，以基层民主参与的公众力量来提高对物业服务的监管能力。物业公司在城市治理过程中的角色非常特殊，作为一种具有社区物业管理责任和义务，但并无行政执法权力，同时又与城区社区的发展质量密切相关的服务力量，当传统的治理机制与秩序无法通过权力资源分配来赋予更多责任的时候，通过数据资源的共享则可以实现更为适度和可控的管理服务半径设计。

随着城市化进程与人口流动性加速，社区正在成为城市安全应急与重大公共事件的重要发生地，煤气安全事故、承重墙被敲、外立面掉落、空调外机掉落等几乎每一件都与人的生命与切身利益相关，社区物业的管理服务能力在其中的作用与价值也越来越重要。因此，从这一点而言，“智慧近邻”的实质是将物业公司、社区达人等对象和主体作为社区治理生态角色进行了重塑，进而以数据要素流动与释放的力量来优化社区的服务流程，将共治的力量配比进一步下沉到城市治理的最终端。

02.组织与“自组织”的互融调适

克莱·舍基曾在其著作《未来是湿的》一书中提出“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他认为基于互联网的未来组织方式将成为一种“没有组织的形式，却有组织的力量”的新型组织，依靠去中心化的组织方式，共同设置议程并随时进行调整，最终推动线下的统一行动。这一点在“7·20郑州特大暴雨”中出现的“救命文档”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作为智慧思明的重要应用场景，“智慧近邻”的特点在于推动了组织与“自组织”的互融和调适。组织即党建组织，通过推动“党建+治理+服务”全面融合，实现党群阵地可视化、线上办事、党群活动预约、志愿服务报名、居民问题反馈等应用功能。此外，以社区服务为抓手，构筑“近邻党建＋线上治理＋线下服务”的立体治理模式，实现以基层“自治+智治”为特征的社区“内循环”。这种“内循环”的内在逻辑则正是基于数字平台社区居民的自由联合、自治参与与共助服务。其中，“社区人才库”的本质即是打造以社区为半径的“KOL”体系，通过他们的声量、能力与口碑来构建非行政手段、非官方参与的社区矛盾自助调解机制。这应该也是“小事不出社区”的背后支撑机制。

在思明“智慧近邻”的背后，更应让人关注的可能并非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抑或数据资源的利用，而通过基于社区的党群关系塑造，激发了“组织人”的荣誉感召与“社区人”的情感感召之间的共振，从而通过搭建“一站到底”的业务综合平台，整合10个社区系统基础，上线社区常用综合业务26项，为基层治理工作减负增效；通过创新社区定制的个性化服务方案与个性化服务功能，实现社区服务的精准对接；通过打通邻里互助与就近服务的梗阻，推动社区围墙内外的资源对接与下沉，实现近邻资源配置能力的最大化。

如果以“智慧近邻”作为思考的起点，所谓“共建共治共享”的本质即是如何实现组织与“自组织”力量之间的流程协同与价值平衡。

03.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的数字破冰

202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5.22%，城市的基础设施、治理能力与服务效率的提升，以及伴随经济发展的工作机会、创新机遇的增长，对农村人口和资源的进城形成了快速、强大的吸聚能力。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作为个体实现城市化的成本，并实现了对一线超大城市人口回流的承接与疏导。而在快速城市化的背后，城市治理需要应对的是：如何服务与治理置身于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之下但依然保留着乡村生活日常习惯的“半城市人”，以及应对这种断层和落差带来的治理冲突。数字治理似乎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解决路径。

乡土社会的信用中介是依靠邻里的口碑与评价，而城市社会则依靠的是以银行、担保、公证为代表的信用中介。乡土社会崇尚的是邻里情谊，通过义务帮忙互助而建立情感连接，而城市社会则讲究服务商品化与市场化，强调购买服务和有偿劳动的正当性。而见诸于媒体报端的电诈陷阱、消费主义险境的背后，让人更惊骇于都市主义的冷漠。而“智慧近邻”的价值在于，通过数字技术与数据资源的价值化应用，有步骤、有分寸地对陌生人社会进行了再一次激活，通过数字化链接与组织驱动，实现都市与乡愁的连接，重新唤醒传统乡情在城市钢筋水泥中的温度。

对于城市而言，个体其实是一种抽象化、隐身化的存在，个体声音与权利的表达大多需要通过繁复的组织化流程进行，比如政府网站的公众留言。“智慧近邻” 的意义在于通过志愿者活动、 “社区人才库”建设、业主大会电子投票等，充分发掘个体的声音与能力，并提供公共参与的机会，将“治理即服务”的理念进行了深度贯彻与沉淀。对于基层社区而言，所谓城市的发展蓝图与前景似乎只与房价或是否拆迁跟他们有关。而正是围绕社区治理的柴米油盐与鸡毛蒜皮被理顺抚平，从而才让人感受到一个城市的气质与品格。“小切口”、“微治理”、“轻应用”等始终都是“智慧近邻”及“智慧小区”其所倡导的数字治理理念，打造基层实用、公众受用的场景也是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支撑。

从数字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互动来看，“智慧近邻”的内核是游弋于现代都市治理需求和传统社会人文关怀之间的数字方舟，更是一种通过打捞乡愁记忆来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数字温度产品。在“数字原教旨主义”长驱直入的当下，“智慧近邻”以城市社区和小区为对象，通过协调技术、制度与人文的价值融合，推动数字治理回归数字赋能而非“数字负能”，无疑是当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一种更务实的理想主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