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部分源于《新京报》访谈内容

1.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我国政府自从着手政府数字化转型以来，目前处于怎样的发展水平？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从1999年的“政府上网工程”到2022年的数字政府建设，过去二十多年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重点。首先是不同阶段的热点不同，从政府信息公开、互联网+政务服务到数据治理与数字治理，发展不断深入；其次是不同阶段的核心载体不同，从政府网站、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到小程序/App，用户体验越来越好；再次是不同阶段的价值和影响不同，比如以前是帮助公众获取政策信息，现在可以直接在线进行政策资金兑现，以前是“千网一面”的被动服务，现在可以针对不同用户推送或自动办理相关服务。公众获得感越来越强。此外，结合从近年来的国际数字政府评估排名和国内的网上政府服务能力评估成绩来看，各项排名与评估数据的持续攀升，也说明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特征与效果也在快速显露。因此，可以说，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正处在一个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关键时期，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整体水平已逐步迈向中上阶段，而尤其是以在线服务这样的单项能力来说，已处于第一梯队了（2020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排名，中国的在线服务位列第9名）。

从发展特征来看，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平台集约化、服务一体化、数据价值化、管理创新化与协同高效化。

2.从政府自身的改变，到对企业、民众的惠及效果来看，政府数字化在这些年来取得哪些方面的进展与效果？比如地方的营商环境，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层面上看，有哪些变化？

近年来的政府数字化发展成效还是很明显，特别在政府职能转变、公共服务创新与营商环境优化方面变化比较大。其中，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放管服”改革的落地，政府在政务公开、政民互动、回应关切、办公协同等方面均有巨大进步，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塑造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杠杆。数字公共服务供给主要在于服务体验和模式的创新，比如上海的“一网通办”、深圳的“秒批”和“无感申办”以及北京的“接诉即办”等，通过小程序、App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应用，成为公众口碑良好的公共服务创新范例。另外在营商环境优化方面，这些年因为数字化创新的加速，使中国营商环境的国际排名也上升较快，而特别以智能技术推动的“免申即享”、“民生直达”、“一业一证”等成为标志性成果。

3.您认为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与此前电子政务多面临的难题有何相同与不同之处？

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与此前电子政务建设面临难题的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三大方面：一是顶层设计的统筹不够；二是数据的部门壁垒依然存在，导致重复建设的资源浪费以及数据流通不畅的业务梗阻；三是技术与业务的协同不够，导致“技术至上”有时会左右或影响业务创新。

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数字政府建设逐渐成为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助推数字经济、引领数字社会和营造数字生态的核心引擎，与此前电子政务的影响和价值已不可同日而语；二是数字政府建设好坏的评价和口碑直接来自于市场主体和公众的获得感，数字政府在治理、监管、服务等层面的价值输出和运营效能，也直接与整个数字化生态、互联网平台紧密融合（比如小程序、App等），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种巨大的开放性与此前电子政务系统和平台的“封闭性”是完全不同的；三是数字政府建设已经进入在一个数据、平台和算法驱动的阶段，在越来越自动化、个性化、智能化的服务新时代，需要警惕技术和机器对公共治理行为的挟持与支配，比如健康码、人脸识别等，这是在电子政务阶段尚未出现过的新问题。

4.当前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否还是传统的政府体制与网络系统扁平化需求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为什么？技术的不断升级换代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不一定需要所有部门或者所有行政层级的数据都融入到一个平台？

在数字政府建设的过程中，很多看似是技术的问题，但背后都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也并非技术升级就能解决的问题。在技术赋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技术与权力博弈的过程，即技术在规范、优化权力运行流程，而权力也在“规训”技术的锋芒，不能说谁对谁错，而要看对公共管理的具体影响，权力需要被关进笼子里，但技术也不能成为脱缰野马。所以这些问题不是把所有数据融入一个平台就可以万事大吉，而是要关注作为政府治理主体的角色和角色背后的责任与权利问题，最最简单的基础性问题是，数字政府建设到底是数字化部门的事情，还是所有政府部门的事情？在现实中的情况是，数字化部门很多情况下成为一个“背锅”的角色，而其他政府部门都认为自己是“辅助部门”，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陪跑”角色。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以首先要从意识、理念和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5.新冠疫情的暴发，是否反应此前政务数字化建设工作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方向建设的偏移？接下来各级地方政府在数字化上的转型会有哪些转变？

我倒不全然认为新冠疫情的暴发是反映了政务数字化建设的不足或方向偏移。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来看。我认为应该是新冠疫情的暴发暴露了和放大了以前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的盲点与缺憾，同时通过疫情防控的社会需要，又更快地加速了数字政府的建设进程。

接下来各级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转变，目前可以看得见的我认为至少有两点，一是对数据治理的重视，无论是追踪密接者、核酸筛查、疫苗接种，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本区域内的在住人口数到底有多少？这是困扰很多地方的问题。所以，摸清数据底数，并建立常态化更新机制，再去激活数据价值，这可能是很多地方接下来数字政府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二是对“大平台”、“大系统”、“大屏幕”等的建设可能热度要减一减。我们看到，无论是疫情暴发初期的健康码、疫情信息登记入口还是共享救助文档，都是基于互联网生态的很小的数字化应用，但其对疫情防控的影响确是巨大的，用小切口来创造大场景，这可能是下阶段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关注点。

6.理想的数字政府，您认为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理想的数字政府应该是有温度和有分寸的政府，“有温度”指的公共服务的温度，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关照，“有分寸”指的是在公共治理、行业监管方面要有分寸感，找到“可为”和“不可为”、“有为”和“无为”的边界与限度。

7.《意见》在这个阶段的出台，说明了什么问题？对各级地方政府的数字化建设和数字治理有哪些作用？

从当前数字政府发展的现状和《意见》内容来看，我认为至少说明两方面问题：一是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确到了一个全新发展阶段，经过全国各省及城市一段时间的创新“赛马”，特别是新冠疫情对政府数字化发展的多方面影响，的确到了一个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去粗取精、试点示范的阶段，成效显著，成绩斐然，但同时也到了需要面对新问题、应对新挑战的时期；二是在通过一体化平台建设、全国性数据共享实践以及基础性、共性技术服务的供给，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确实已经具备了挑战更高发展水平、以政府数字化助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实力，到了一个逐步找到中国特色数字政府建设之路的历史阶段。

从对各地政府数字化建设与数字治理的作用来看，主要在于三点：一是校准方向，即进一步清晰把握我国数字政府的未来发展方向；二是设定边界，即在决策、管理、技术等方面，明确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各种边界；三是注入动力，即在已有的发展成绩与基础之下，为下阶段应对新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注入数字化动力。

8.结合刚出台的《意见》，您认为未来数字政府建设的重点是什么？需要以哪些为抓手更好地推进工作？

本次《意见》涉及了经济、治理、监管、服务、机关、生态及平台七大核心任务，并要求，到2035年，基本建成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数字政府。要实现这五大愿景，结合《意见》的核心内容，我认为未来数字政府建设的重点仍然需要聚焦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从未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抓手来看，《意见》的要求也很明确，我觉得主要存在五个方面，一是加强党的领导，突出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对数字政府建设的统领性作用；二是数据赋能，充分利用数据要素的战略性与基础性资源作用，通过数据要素驱动政府履职能力提升；三是算法审核，由于智能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政府数字化应用都将采用相关算法进行智能服务推送，因此加强算法评估、应用和审核会越来越重要；四是考核评价，将数字政府工作建设的考核评价列入各级领导班子考核内容，这也是《意见》明确要求的，此外就是充分利用好第三方评价的监督作用；五是安全保障，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是持续推动数字政府健康发展的底线保障，因此，安全问题不仅是底线问题，同时也是首要考虑的发展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