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鹏丨作者
科技向善是一个具有宗教感的词汇，背后的潜台词是——科技或已经开始作恶，所以科技向善需要洞察人性之恶去实现。所有对互联网新业态、新模式与新物种的天然善意，最后都被证明是一种幼稚病。比如共享单车、顺风车。
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过渡，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从一个信息噪音的“浅薄”时代进入到一个信息泥石流的“上瘾”时代。智能设备与移动社交平台的发展，将人际交往从“距离感”的疏离进化到“时间感”的疏离，直播间里的老铁们不会去下意识地区分送火箭的女主播到底在哪个城市，他们更不会意识到一打开视频直播App就忘记了时间，一些直播App也很善解人意——干脆在直播界面让你看不到手机的时间显示。所有的产品经理的行为都会祭出“以用户为中心”的旗帜，但这是科技向善么？
如果“浅薄”时代的科技向善是不装流氓软件、不作假欺诈，不搞“全家桶”下载服务，那“上瘾”时代的科技向善或许是不用高维技术与数据算法去纵容人性之贪欲与人性之恶。而这，恰恰是互联网产品“用户需要什么就给什么”的“以用户为中心”的天条相背离的。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刷新”的原因。
腾讯研究院高级副总裁郭凯天先生现场半开玩笑地说，第一届的主题是“珍爱生命，远离网络”，第二届是“珍爱生命，远离手机”，今年是“赶紧刷新，各自逃生”，然后还补充了一句：研究院预算用的还挺好的。为什么今年是“刷新”？我觉得至少有三个东西被刷新了：平台。用户。流量。
平台刷新。平台的商业属性和公共属性越来越模糊，谁能告诉我微信开通政务微信公众号到底是商业行为还是公共行为？平台不仅是一个接受政府监管的市场主体，同时，平台也是市场本身。淘宝本身就是一个市场，淘宝的平台规则就是一个市场利益分配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将平台作为一个单纯的商业体来监管，已经明显不适应，平台自身的生物性往往在水面之下潜行，一旦爆发就让人大跌眼镜，比如拼多多的用户以及为他们供货的商家。滴滴安全事件、携程的消费者权益损害事件以及饿了么的食品安全问题都在警告我们：曾经寄希望于建立“网络共和国”将互联网打造成为“自由飞地”的原教旨主义者们，当平台的生长已经伸向社会的毛细血管并突然失控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象征现实权力的政府与社会组织。
用户刷新。自互联网在中国兴起以来，“用户”其实经历了很多变化，最开始是网友（是IP地址）、然后是注册用户（是ID）、现在是实名用户（是有真实姓名和银行卡信息的人）。此外，原来描述用户的数据也发生了改变，从开始用IP、QQ号、邮箱描述一个用户画像，现在可以用消费记录、打车记录、地图导航数据、银行卡消息信息、位置信息以及视频直播数据等等来准确地描述一个用户画像。曾经“互联网时代，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风靡一时，宣告了互联网“匿名时代”的到来。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一方面是有人知道网线或手机那头坐着的是不是一条狗，并且还能知道是牧羊犬还是藏獒。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没人知道是不是人”，因为你可以用数据和算法模拟出一个机器人陪人聊天，聊得越久，越像人。不仅如此，曾经作为中国互联网的“沉默的大多数”正在觉醒，他们不再是一群被科技企业对他们的在线生活肆意肢解的小白鼠，用户开始具备越来越多的公民自觉，他们在互联网上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们向互联网巨头的数据霸权宣战。
流量刷新。站长时代的逝去，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在线行为已经基本认同网站的价值在消减，而微博、微信等平台价值在提升。在过去的近八年时间，我们明显地观察到：对流量的理解、运用以及商业模式的建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微博、微信对文章阅读流量的数据显示方式的变化也在说明，不仅是监管层希望打破唯流量论驱动的传播怪圈，运营方与用户也在对流量数据审美疲劳，我们也开始思考“流量”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一篇10w+洗稿文章的价值是什么？是培训越来越多精致利己主义的洗稿者么？在可控的范围内阻止人性下坠与世道变坏，这应该是当下科技最大的善吧？流量世界的变天还体现在小程序——一款无需安装无需占据桌面面积的移动寄生型应用，上亿的流量与几千万注册用户的价值已经无法跟App划等号，用户迁移的成本越来越低，用户价值正在成为小程序存在的根本依据。
所以“刷新”不只是迈向未知的新生，更是对互联网人本价值的回归。
《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吴晨在演讲中表示，在几百年前的镀金时代，西方企业家积累巨额财富后开始做慈善，回馈社会，现在互联网巨头在获取巨大的财富后也需要承担更大社会责任。这样的说法与类比，对也不对，工业时代的企业通过慈善更多的是以捐助来弥补和挽救曾经因为逐利而带来的社会伤害，而信息时代的企业需要做的不是财富捐赠，而是需要在已经被数字化粉碎掉的“上瘾”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之上重新构建一套新的用户价值模型，点亮人们的生活。而这其中的难点在于，每一个用户对互联网产品与服务的使用方式各不相同，而这最终决定了科技向善或者向恶。这或许就是腾讯研究院对“科技向善”的定义：人是技术的尺度。
我从来认为，解决数字化的困境不要指望科技巨头的道德自省，因此，科技向善不是一种道德感召，更需要建设新的商业伦理，更准确地说，科技向善需要新的商业模式支撑可持续发展，否则向善的动力是存疑的。
科技向善是一种谦卑，承认技术并非无所不能。科技向善也是一种进击，肯定技术具有善良的能力。作为一个互联网用户，我所能理解的“科技向善”就是不要在我吃过一次辣椒炒肉后就每天给我推荐辣椒炒肉。因为，在一切被大数据与算法模型以“智能”“精准”著称的精密计算环境里，人生需要一些“意外算法”。（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