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全球信息社会蓝皮书：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21）》——《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城市数字化生存模式选择》作者：唐鹏。有删选。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其中城镇网民规模为6.80亿，互联网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8.43亿，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也超过2亿。这意味着对于城镇化超过60%的中国而言，一个庞大的“数字市民”群体正在悄然形成，城市的运行秩序正在面临从工具到规则层面的解构与重构。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冲击也引发了人们对未来城市发展路径的思考，杭州提出以“城市大脑”打造新型智慧城市，上海提出以经济、生活、治理为核心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深圳提出打造“城市智能体”，这些均是国内领先城市对城市数字化治理发展给出的回答。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在“十四五”伊始，系统、全面、前瞻地思考疫情之下的城市数字化生存现状、模式与影响，对未来城市如何更好地应对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01城市服务的智能化重启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至，对城市服务造成了巨大冲击，在疫情袭击的“震中”，城市运行在短时间“休克”后，其城市服务模式、手段和体验层面逐渐呈现诸多创新样本，这种创新的发生不只是数字技术带来的增量效应，更是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企业单位、市民力量等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共同协作。疫情对城市服务的数字化加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城市政务服务的智能化程度迅速提升，主要表现在疫情防控需求下物理隔离衍生出来的“无接触政务服务”。2020年2月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信息化支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国卫办规划函〔2020〕100号）要求，充分发挥信息化在辅助疫情研判、创新诊疗模式、提升服务效率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切实做好疫情发现、防控和应急处置工作。通知指出，要深化“互联网+”政府服务，强化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以网上办、自助办、掌上办、咨询办实现“不见面审批”，以“远距离、不接触”最大限度地隔绝病毒的传播途径。由此，“无接触政务”逐渐成为疫情期间各级政务服务机构提供办事服务的重要趋势。以温州市为例，2020年1月24日至3月20日，温州市本级“网上办”“掌上办”的办件量达7.9万件，这个数据在上年同期仅为6000余件。线下办件的数量从近4万件骤减到5000多件。温州市民中心自2月20日起逐步恢复，但此后一个月内线上办件量仍大幅提升，是上年同期的10.45倍。由此可见，受疫情影响在线办事用户习惯正在养成，“无接触政务”成为一种潜行的政务服务新态势。从全国范围内来看，福建省福清市、北京市石景山区、江苏省常州市、山东青岛市、重庆市长寿区、天津市河东区、宁波市北仑区、深圳市南山区等均推出了“无接触政务”服务模式，其中，福建省和江西省还分别发布了《福建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 福建省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全面落实政务服务“马上就办网上办”工作措施的通知》（闽审改办〔2020〕2号）与《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积极应对当前疫情充分依托“赣服通”平台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十项举措的通知》，对“无接触政务”办事模式具体操作提出要求。疫情防控要求客观上刺激了数字政务服务的用户渗透与办事习惯养成，推动了数字政府在不同区域、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应用启蒙。

二是城市公共服务的创新与供给能力被数字平台的网络效应迅速拉升，主要表现在各大城市推出的“口罩预约”、“疫情地图”、在线问诊、在线课堂等服务。在疫情暴发初期，“口罩预约”成为一件关乎市场供求、数据治理、部门协同、公众心理、社会公平的超复杂城市公共事件。因此，作为“口罩预约”的国内首个发起城市，厦门在最终的预约用户摇号抽签环节引入现场公证监督。不同的城市陆续将政务服务App、政务服务微信、政务服务小程序等作为推出“口罩预约”服务的用户界面，市民可以通过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居住地址等信息进行预约，也有部分城市提供从预约、购买到快递的全流程免费服务。此外，随着疫情信息与数据沉淀的不断累积，不少城市陆续在政务服务App或小程序推出了“疫情地图”，市民通过定位，可以快速查找周边的疫情确诊病例情况，以调整出行范围，确保自身安全。部分城市还在政府网站、移动政务应用等平台提供疫情相关的医疗救助服务，如公布区域内可接诊医院的名单、地址及电话，提供“人工+智能”的在线问诊服务，对市民的在线咨询予以解答。此外，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及高校还率先在网上开通“在线游园”与“在线课堂”，市民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在线游览城市的文化名胜景点，高校学生因疫情原因无法及时返校的，可以远程参与课程学习。

三是城市的商业服务如物流、电商、互联网医疗、本地生活等受到了较大影响，涉及市民出游的旅游行业遭受毁灭性打击，航空、酒店、饭店等行业的消费降至冰点，而物流、生鲜电商、外卖等行业则面临巨大发展机遇，甚至部分本地生活电商面临绝处逢生的机会，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模式越来越成为城市生活消费的主流。2020年，疫情期间人们纷纷居家隔离、消费活动被迫向线上转移，生鲜电商行业迎来了大爆发。公开数据显示，盒马鲜生、每日优鲜、美团买菜、京东到家等各类生鲜电商平台的订单、销量、用户等均大幅增加。传统商超纷纷加入这一“战场”，家乐福上线了电商小程序，仅一周时间用户便超50万；步步高在大年初六正式上线“小步到家”服务，首批覆盖湖南长沙西区27个社区，上线一小时即突破1000单。除此之外，也出现了“中石化”这样的跨界玩家，其推出“不下车不开窗，一键送到后备箱”的买菜服务，车主提前在线上下单，前来加油站加油时，工作人员就会把菜打好包装进车主的后备箱，截至2020年3月该业务已覆盖450个加油站点。疫情期间，城市商业消费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全新消费场景构建也加速推进。

02城市治理体系的众包与众创

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至，对城市治理体系的数字化重塑产生重大影响。原先依托于传统街道居委会、社区工作者以及城市网格化系统的基层治理秩序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瞬间失效，城市治理思维、工具、模式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平台、数据与算法对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体系构建产生了重要的驱动作用。

首先，从治理思维而言，精准治理、精益治理、精密治理成为疫情防控时期的关键思维，浙江省提出的“精密智控”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浙江省首创了县域疫情风险地图“五色图”评估体系，根据各县（市、区）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本地病例占比、聚集性疫情、连续3天无新增确诊病例等4个评估指标，浙江省把90个县（市、区）的疫情风险等级评为高、较高、中、较低、低5个等级，在地图上相应的由红、橙、黄、蓝、绿五色表示，并对“五色图”进行即时更新，基于近期新发病例数和聚集性疫情发生情况，动态评估各县（市、区）疫情是否稳定，以及疫情防控是否趋好等指标内容。通过精准、定级、可视的方式，对各个城市、区县的疫情防控情况进行公示，为快速恢复城市公共秩序提供科技助力。

其次，从治理工具而言，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需求倒逼城市治理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面快速发展，突出表现为健康码与通信行程卡的应用。截至2020年3月13日，腾讯和支付宝的“健康码”在全国范围内的20多个省份已陆续上线，覆盖城市数量超过200个。当前，“健康码”不仅成为科技公司基于云计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回应疫情下城市发展需求的表达方式，同时也成为科技公司依托“新基建”参与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并不断进化的“新物种”。并且，随着城市经济的恢复，“健康码”由一种非常时期的城市应急与治理工具，正在逐渐成为影响市民日常生活与城市运行的标配性服务，比如“企业码”的诞生。“健康码”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所催生的一个解决方案，从深层次讲，也折射出现代治理的实践逻辑。“健康码”对疫情防控的积极作用，充分体现了“智治”的内涵。“健康码”对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日益显示了对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推动效应。目前香港已经出现电子手环的应用，对居家观察或隔离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进行无GPS定位的远程数据监测，这种“软硬结合”的城市治理数据应用也进入了城市应急管理的视野。此外，“通信行程卡”则是一款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上线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电信运营商联合推出的手机用户数据轨迹监测应用，通过手机定位实名用户在14天内的运行轨迹，了解其是否去过高风险地区，从而判断其个人健康状况是否正常，以及是否需要采取观测或隔离措施。谷歌与苹果也在此期间共同推出了疫情追踪工具，以提醒用户是否与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并与全球各地卫生健康部门进行数据合作。

最后，从治理模式而言，城市政府、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市民等协同参与的城市治理模式正在形成，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数字应用工具众包开发等，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对城市治理在文化、观念到技术、行动方面的影响。一是在政务公开层面，疫情初期部分城市通过新闻发布会、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发布相关信息，由于缺乏相应的发布规则与标准，要么公众无法获得有效信息，要么信息过于翔实涉及个人隐私泄露，为此，行业专家、法律工作者及公众共同参与在线纠偏，逐步推动疫情相关信息发布规范化。二是在疫情初期，来自城市政府的响应机制与应急体系尚未形成，针对疫情防控尚未形成有效的数字化应急思路与工具，为此，企业或个人主动参与便民服务工具的研发，有效地弥补了城市治理的空白，如由个人发起的“同乘密切接触人群查询”移动应用，通过政府公开发布的航班、高铁、汽车及疫情区域等数据，并结合公众自主提交和申报的活动轨迹信息，为人们提供疫情风险查询服务。疫情促使市民参与城市公共治理的意识与能力增强，由数字化技术支撑的城市治理平台、数据、场景等，成为城市政府、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市民共同协作的载体与工具，也成为推动多元协作、进行循环创新的动力。

03城市空间价值的数字化重构

数字化对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重构由来已久，主要表现在两个维度，一是数字化对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双向赋能，如网络直播使物理空间通过在线连接而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的商业展示空间，使其承载的人流、商品展示频次、销售数据呈现大幅增长，远远超出其原本可以承载的商业价值。此外，数字化也使网络空间的生存状态与消费形态发生了巨变，以知识付费为主要形态的数字消费，使知识成为与衣物、食品、服务等具有同等价值的数字产品，网络空间不再仅仅存在广告、游戏等以“免费”为内涵的增值商业模式，以知识付费为代表的用户直接付费服务以及衍生的商业生态得以扩展。二是数字化不断模糊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界限，并推动越来越多的行为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比如网络打车、网络外卖等，用户为满足需求均须在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之间迅速完成切换，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资源、要素的数字孪生完整映射，共同促成了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的行为。《数码人类学》中提出，“房间只是吃喝拉撒的地方，QQ空间才是他们生活的地方”。这里指的是人的生理需求依托于物理空间得以满足，而个人情感、社交关系以及更高层次的心理诉求则通过网络空间得以完成，这正是对数字时代人在城市空间存在形态的生动描述。

从办公空间来看，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复工期间，中国有超过1800万家企业采用了线上远程办公模式，超过3亿用户使用远程办公应用。截至2020年12月，我国远程办公用户规模达3.46亿，较2020年6月增长1.47亿，占网民整体的34.9%。下半年远程办公用户规模增长率达73.6%。视频或电话会议的使用率为22.8%，在线文档协作编辑的使用率为21.2%，在线任务管理或流程审批的使用率为11.6%，企业云盘的使用率为9.4%。2021年1月，Capgemini咨询公司发布的有关在线办公的报告显示，未来两三年，大约30%的企业期望其70%以上的员工实现远程工作，而在疫情初期这一比例仅为10%。原本在出差途中、行车途中才被迫启用远程视频连线会议的工作模式，在疫情期间变成一种日常工作模式。此外，多地暂停线下培训活动、大中小学推迟开学等使得互联网教育平台迎来发展小高峰。各大网络教育平台纷纷加大了线上教育系统、线上学习课程等资源的开放力度。学而思网校、网易有道精品课、作业帮免费直播课、阿里钉钉、西瓜视频、抖音、优酷等平台均开设了网络在线教育专区和直播课。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3.42亿，占网民整体的34.6%，手机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3.41亿，占手机网民的34.6%。因此，在疫情影响与数字化叠加效应下，数字化从空间重构出发，以弥散的网络空间替换人员聚集的线下空间，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模式和教育模式，未来还将影响城市运行通勤秩序、企业雇佣关系、员工薪酬模式等。

在数字化对城市生活娱乐空间的冲击方面，影院、KTV、饭馆等线下生活娱乐空间受到疫情影响，线上影音、游戏等娱乐平台成为市民休闲的主要选择。贺岁电影《囧妈》因为疫情期间的影院开工限制，最终选择在抖音与西瓜视频平台进行网络首映，上线三日播放量超6亿，总观看人次1.8亿。继《囧妈》之后《肥龙过江》也改为网络播出，在疫情形势严峻的“非常春节档”，更多电影消费转向线上。据伽马数据监测，网络游戏《王者荣耀》2020年1月日均流水较2019年2月日均流水增长31.2%，春节期间累计流水同比增长44.6%。艾媒咨询数据显示，疫情期间网络游戏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2020年第一季度，腾讯、网易、三七互娱等典型上市游戏企业网络游戏收入均实现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30%。《2020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096.76亿元，同比增长32.61%；2020年，中国移动游戏用户规模达6.54亿，同比增长4.84%。在疫情防控要求下，线下生活娱乐空间受到影响，致使线上平台流量暴增，数字化为城市空间与生活秩序再造提供了诸多路径。

04市民隐私意识的“灾难启蒙”

在数字赋能的城市治理变革过程中，政府数据开放与个人隐私保护始终是焦点话题，一是政府数据开放的标准、规范、正当性及合法性，二是在确保便捷服务与安全应用的情况下对公众个人隐私的保护，以防被不法分子利用，特别是指纹、声音及人脸等人体生物数据被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的诸多场景，使个人隐私数据的拥有权、控制权等越来越受到关注。

为保护数字时代的个人隐私信息，欧盟于2018年5月通过了最为严格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企业互联网平台的信息收集、个人数据处理以及“被遗忘权”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目前，GDPR的影响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华盛顿参议院也于2020年2月以46票对1票通过了6281号法案（Senate Bill 6281）。该法案是以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加州《消费者隐私保护法》（CCPA）为参考，要求公司应告知用户其数据是否被使用，并向用户提供这些信息，同时，在用户拒绝授权的情况下，公司必须修订不准确的数据并且删除用户个人信息。在中国，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制定的《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于2019年11月发布，对App的隐私政策需“独立成文”、账号注销入口、注册协议的用户自主选择权、App申请收集用户个人存储及设备信息权限等作出具体要求与规定，并开展了对国内App平台数据收集行为与规则的抽检工作。

数字治理与隐私冲突的核心问题是由个人信息的性质决定的，疫情下的数字治理更是如此。出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基于移动App及小程序的个人健康申报、同行程查询、口罩预约、健康码、出入证（纸质）等几乎成了普遍性的个人隐私信息采集器。部分基层社区的个人信息采集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个别小区物业为了给住户办理出入证，其发放的居民信息登记表，除了包括姓名、手机号、住址等必填项，还包括民族、政治面貌、学历、身高、血型、婚姻状况、微信号，个人隐私几乎一览无余。此外，各地健康码收集的个人信息内容也大同小异，包括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详细地址、健康状态等，主要用作为复产复工提供健康凭证。如此敏感的个人信息，在疫情过后将被如何处理？通过分析公开资料发现，只有个别省份表示等疫情结束后或是指挥部下令扫码结束，数据将被销毁，不留作任何用途，而大部分省份对此并没有明确说明。据中央网信办于2020年2月4日发布的《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要求，“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从地方实践来看，杭州市发布的《杭州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促进条例（草案）》对个人隐私数据保护提出了相关要求，指出“数据的采集、存储、开放、利用、销毁和安全管理等都应依法开展，并保障数据采集对象的知情权、选择权”。对比欧盟GDPR，这是对个人隐私保护的城市级立法实践。客观而言，在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20年中，个人隐私保护立法与制度设计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行业创新与商业模式探索提供了“灰度空间”。但是随着互联网对现实空间、传统产业、城市秩序的渗透加速，数字技术对现实世界的“接管”、干预甚至掌控能力越来越强，个人隐私数据保护将直接关系到个人财产安全甚至生命安全。因此，由疫情防控带来的对个人隐私数据保护的思考及相关制度的完善，可视为中国数字经济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窗口型机遇。《重启纽约：下一代政府的城市技术议程》明确指出，针对性地保护市民数据隐私的重要性。因此，就城市数字化转型而言，从“连接即服务”“平台即服务”迈向“隐私即服务”是关乎未来城市发展与市民福祉的关键。

05后疫情时代的城市数字治理新图景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冲击与破坏了传统城市治理的秩序，也提升了数字时代城市应对风险的能力与韧性。在后疫情时代的防控应对与城市秩序恢复过程中，以健康码、通信行程卡、口罩预约、无人机等为代表的新工具、新界面、新物种，正在以一种数字技术的“生物性”[7]彰显其自我进化与创新能力。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逐渐成为共识，提升疫苗接种率是建设全民免疫屏障以抗击疫情的重要举措。因此，如何消除疫苗误解、获得公众认可与快速提升接种率成为保卫城市安全的关键。2021年5月3日，山东省卫健委表示，打完疫苗即可免费拥有“金色健康码”，通过对健康码的“变色”处理，将打疫苗视为一种健康码“等级”的解锁方式。从各城市推进健康码“多码合一”的发展历程来看，“金色健康码”可视为后疫情时代健康码向“城市码”进化的重要标志——真正巧妙而有效地将治理的事件、要求与目标通过数字服务产品的设计在现行的用户体验框架下进行“无损化”处理。这里所指的“无损化”，即既没有在政府侧带来昂贵的整合成本，也没有在用户侧造成巨大的认知和适应成本。“金色健康码”的背后本质是城市公共部门在面对城市危机时的创新治理能力进化。继山东之后，广东、上海、江西等地的健康码也开始“变色”，通过游戏化的数字治理产品设计、公众心理、体验模式与城市治理目标巧妙结合，针对健康码的“微创新”，实质是对依靠行政命令的传统城市治理方式与治理思维的颠覆。

除了在数字空间领域的创新外，2021年6月广东的疫情防控也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辅助城市服务与治理的更多可能。罗湖医院集团医学检验中心通过特殊的保温箱和内部冷链措施率先实现了用无人机运送核酸检验标本。无人机依托5G网络实现精准导航，不堵车不用等红灯，运输效率远超地面交通。广州也将无人机、无人车运用于疫情防控工作中，自疫情暴发以来，广州警方利用60架无人机常态化开展空中普法宣传，这些无人机均配有高清摄像头与喊话器，在空中开展巡逻的同时，还可播放各类劝导词，提醒市民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无人驾驶车队则进入被隔离区域协助开展物资配送。此外，全自动鼻咽拭子核酸采样机器人也投入使用。机器人的机械臂可自动获取鼻咽拭子，并在机器视觉辅助下，追踪且精准定位被采集人面部和鼻孔，而后在精确力控下轻柔完成鼻咽拭子的采集工作。机器人操作期间无须人工干预，减少了医护人员暴露风险，节约了医疗资源。从在线智能办理、智能语音咨询到无人机、无人车等在城市的穿行，智能技术不只是在在线服务与数字娱乐领域“锦上添花”，也是城市面临巨大危机时的一支“奇兵”。在未来城市治理体系的构建中，无人机飞行管理、自动驾驶规范等将是每个城市需要予以考虑的。

作为“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的首倡地，后疫情时代上海也对城市数字化治理有更多的思考。2021年6月，上海市发布了国内首个超大城市运行数字体征系统，作为数字时代的城市“智慧体检系统”，其可实现对城市的全面、实时、动态监测，也能够主动、预见、精准地发现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海数字体征系统通过整合覆盖城市运行整体态势和趋势的55类1000多项城市体征指标，形成全域覆盖的城市运行泛感知神经元体系，全面、深刻和生动地反映城市的“呼吸”“心跳”“脉搏”。在运行协同层面，上海数字体征以16个区和各个部门管理需求为导向，横向贯通、纵向级联，推动数据在各级城运平台汇流、共享，助力“高效处置一件事”。在城市具体问题的感知与触达层面，上海数字体征系统有机融通了数字新城、数字园区、数字楼宇等不同管理单元，通过对城市中不同颗粒度的空间进行数字化建模、感知与监测，着力打通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可以说，通过数字体征系统将城市视为一个“数据生命体”予以把控与治理，不仅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城市的反思，也是面向数字时代城市治理理念的革新。

从后疫情时代城市数字化治理创新动向来看，无论是城市政府、企业还是市民，无不在重新适应新的城市发展节奏，并在产业、治理与服务全面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断校正城市的发展坐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推动资源、管理、服务向街道社区下沉。“十四五”时期的城市数字治理发展至少需要适应以下四个新形势：一是“碳中和”。围绕我国的“碳中和”“碳达峰”战略目标，城市治理中以数字技术、数字平台及数字应用为支撑和驱动的“数字减碳”行动如何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这将是城市数字化发展中的新命题。二是“老龄化”。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64亿，“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由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的关键时期，而从疫情期间城市老年人的需求与服务现状也可看出，“数字适老”、“数字助老”与“数字养老”不是单单依靠技术就可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城市政府、企业、市民及社会组织共同协作与创新推进。三是“城市群与都市圈”。不只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在快速发展，长株潭、成渝经济带、南京都市圈等的发展势能也逐渐凸显，而随着“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同城通办”的快速推进，跨省、跨城、跨域的城市治理能力与服务的稳定供给和输出将成为助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数字动力。四是“城乡融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建设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被列为一个章节，代表着数字时代城市与乡村建设进入全新阶段。与欧洲社会“城乡分立”的传统不同，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有城即有乡”的“粘连状态”。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的语境转变，预示着我国城乡“粘连状态”的背后是人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也处于“粘连状态”——人们在“农民”与“市民”的角色之间不断切换，城市公共部门的治理与服务对象、场域也在不断切换。进城务工人员由一开始的因个人经济条件与城市服务供给条件而“不得不返乡”，逐渐演变为由政策与资本推动、数字技术与平台赋能的“新市民”“想方设法返乡”，由此产生的人口流动趋势、城市服务供给、城乡连接需求等将深刻影响未来城市的发展。中国由“城乡社会”真正进入“城市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数据、平台、算法将在未来城市运行的模式、体验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